早在金田起义之时，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，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，一律严别男女，即使夫妻也不得同宿，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。

1853年春定都天京(今南京)后不久，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纲领性文献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内有部分文字涉及男婚女嫁之事。该文献宣布“凡天下婚姻不论财”，否定了买卖婚姻，设想由国库负责每家婚娶时的一切开销，采用统一的标准，即给钱一千文，谷一百斤，强调“用之有节”，反对铺张;同时突出了政治色彩，规定婚礼上必须举行祭告上帝的仪式，“一切旧时歪例尽除”。太平天国所拟定的婚礼专用奏章格式如下：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以16岁(含16岁)作为男女分田的年龄杠，但对男女的法定婚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。在同期颁布的一份通告中，太平天国郑重宣布：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男习士农工商，女习针指中馈，一夫一妇，理所宜然”(注：《国宗韦、石革除污俗诲谕》，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90页。)，明确提倡一夫一妻制。

不过，上述规定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理论意义，与现实却严重脱节，而且也不是一概而论。首先，早在金田起义之时，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，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，一律严别男女，即使夫妻也不得同宿，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。其次，一夫一妻制仅仅针对广大官兵和老百姓而言，至于首义诸王，从一开始便实行的是多妻制。以洪秀全为例，他在1851年春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，后又逐年增加，最终达到了88个。

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，吩咐“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，如有犯第七天条者，一经查出，立即严拿斩首示众，决无宽赦”(注：《严命犯第七天条杀无赦诏》，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第36页。)。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——“凡犯第七天条，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，新兄弟斩首示众”。“凡夫妻私犯天条者，男女皆斩”。“凡强奸经妇女喊冤，定即斩首示众，妇女释放;如系和奸，即属同犯天条，男女皆斩”。(注：张德坚：《贼情汇纂》卷8，《太平天国》第3册，第231页。)也就是说，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，两相情愿也罢，强奸也罢，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，便一律属于犯下“奸淫”罪，格杀勿论。出于以儆效尤的考虑，对老兄弟量刑尤重。“点天灯”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酷刑，专门用来处决犯有重罪之人，具体方法是将犯人从头到脚缠上棉纸，再浸泡麻油，涂上松脂白蜡，倒悬后活活烧死。

对于卖淫嫖娼现象，太平天国尤为深恶痛绝，明令取缔娼妓。早在定都初期，太平天国便在京外颁布一份以“革除恶习，禁遏浇风”为主旨的告示，内将娼妓现象列为“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”之一，宣布“娼妓最宜禁绝”，严申“男有男行，女有女行，男习士农工商，女习针指中馈，一夫一妇，理所宜然。倘有习于邪行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、不遵条规开娼者，合家剿洗;邻右擒送者有赏，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，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。”(注：《国宗韦、石革除污俗诲谕》，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第90页。)后来，洪秀全还明确地将娼妓划为19种“生妖”之一。

对于官兵与民女之间的正常接触，太平天国也严加防范。前引告示便专门谈到这一问题，内称官兵有时候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，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，“既已私相授受，难免眉目传情，不可不妨微杜渐，以儆歪风”，宣布“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，概斩不留;其有奸淫情事者，男女并坐”。(注：《国宗韦、石革除污俗诲谕》，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第90页。)

这样一来，男女交往便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，动辄得咎，几乎令人谈虎色变。

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，除了出于适应战时需要的考虑外，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也有着很大关系。

当年，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愤慨，科场连番失意的洪秀全深为基督教布道手册《劝世良言》一书的内容所打动。他痛感世道人心之堕落，便将作者梁发那一番引起他共鸣的“良言”奉为劝世、救世的真理，呼吁世人淑身淑世、正己正人，视道德自省为重建古代大同社会的途径，进而从一名眷念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悲天悯人的宗教说教家。在洪秀全所严正批判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中，男女淫乱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时，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，卖淫业十分兴盛。据载，“广州艳迹，以珠江为最，风月繁华，尤聚于谷阜”(注：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第11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5176页。)。

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虑，耳濡目染，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。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《原道救世歌》中，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“不正”的行为，强调“第一不正淫为首，人变为妖天最chēn@①;淫人自淫同是怪，盍歌麟趾咏振振”，告诫“自古善正无异德，只将正道淑其身”，奉劝人们返璞归真，不可“乱常而败伦”。(注：《太平诏书·原道救世歌》，《太平天国印书》，第11页。按：作为上帝的对立面，上帝教中的“妖”具有宗教、政治、伦理三层含义，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(“死妖”)，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、行邪事之人(“生妖”)。又，“盍歌麟趾咏振振”中的“麟趾”指《诗经·国风·麟之趾》，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，无犯非礼。)洪秀全将“淫”列为六恶之首，认为这是人变为“妖”的标志，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淫乱的敏感和憎恶程度。

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，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期间，还做出了诗斥六窠庙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。六窠庙坐落在赐谷村附近的六窠山口，相传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，互对山歌，两情相悦，然后双双殉情;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，便立像祭祀，尊奉其为六窠神。洪秀全则认为，这对男女本非夫妻，“淫奔苟合，天所必诛”，所谓得道一说过于荒谬，便作诗斥责道：

举笔题诗斥六窠，该诛该灭两妖魔!

满山人类归禽类，到处男歌和女歌。

坏道竟然传得道，龟婆无怪作家婆。

一朝霹雳遭雷打，天不容时可若何!(注：《太平天日》，《太平天国印书》，第44页。按：粤人称纵容妻女外出卖淫或自开娼寮者，男为“龟公”，女为“龟婆”;家庭之间媳妇称翁姑为“家公”、“家婆”，均为广东俗语。)

事后，“迷信的土人，哗然鼓噪，纷起反对，几闹出大事”(注：简又文：《太平军广西首义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，第108页。)，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。六窠庙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凄婉伤感的爱情故事，而洪秀全却由此“乃悟广西淫乱，男女和歌，禽兽不如，皆由此等妖倡焉”(注：《太平天日》，《太平天国印书》，第44页。)，流露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，以及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，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。起义立国后，洪秀全又进一步将这种思想制度化。

客观地说，严别男女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，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。在攻占南京之初，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，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，结果随即就被拿获，“讯明枭首示众”。(注：江恩燮《患难一家言》卷上，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第2册，第332页。)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：“贼禁奸淫最严，淫曰‘犯天条’，立杀，虽广西老贼不贷。”(注：张汝南：《金陵省难纪略》，《太平天国》第4册，第695页。)正因为法令森严，具有很强的威慑力，所以，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，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。起初，南京城里的妇女人人自危，不少人为保住名节而纷纷自尽，旋见太平军“但掳掠而不奸淫，见女馆则不敢入，于是觅死之念遂息”(注：陈作霖：《可园备忘录》，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第2册，第368页。)。这对稳定民心、迅速控制局面不无帮助。

禁欲主义的氛围，与异性完全隔绝的环境使得太平军难以排解性压抑、性苦闷，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——同性恋。同性恋等现象的出现是严别男女政策物极必反的结果，标志着该政策业已受到来自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大的冲击，进而加大了太平天国管理、约束军队的难度。该政策不协调的另一面还在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等首义诸王身体力行的却是多妻制，与军中所实行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。这种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。

为了对男女婚嫁实施有效的监控，太平天国以婚娶官作为主管婚娶事务的专职官员，并正式推行与之相配套的龙凤合挥制度。婚娶官早在取缔家庭时期就已经设立(注：上元县人王永年撰有《紫苹馆诗钞·陷金陵》，题注“癸丑二月旧作”，内有“男女婚嫁有婚娶官”一语。参见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第6册，第392-393页。)，但起初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闲职。所谓“龙凤合挥”，民间俗称“龙凤批”，相当于今天的结婚证书，因盖有龙凤大印而得名，上面写明登录号以及夫妻双方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男方还注明官职。

但洪秀全严别男女思想仍继续存在，还将这一思想列为对其长子实施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。1857年，洪秀全一手包办，给年仅9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，从此便禁止他与自己的生母(包括天王的其他娘娘)和姐妹见面。洪秀全还专门撰写《十救诗》供幼主阅读，作为指导其日常言行的金科玉律。这10首诗分别以“妈别崽”、“姊别弟”、“哥别妹”、“嫂别叔”、“哥别婶”、“爹别媳”、“孙别婆”、“男别女”、“最紧喙”、“最紧心”为题，阐述有关严别男女和清心慎言的大道理，并且作了不少十分琐屑的规定，诸如男童年方7岁，就必须自己学洗澡，且不得与母亲同床;妹妹长到5岁，哥哥就不能摸她的手;弟弟到了7岁，姐姐就得与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，等等。9岁是男女血亲之间实施隔离的年龄杠，遵守了就“命可保”、“福多多”，否则就“天诛死”、“云雪加”，以触犯天条论处。(注：洪秀全后将《十救诗》以幼主名义刊行，冠名为《幼主诏书》(《太平天国印书》，第798-799页。)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上，洪秀全的真实思想要比他所公开推行的政策更为严苛和偏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