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多少人像我一样，是被这本书开头的一段文字猛然击中的——

“很快你就82岁了，身高缩短了6厘米，体重只有45公斤，但是你一如既往地美丽、优雅，令我心动。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，而我对你的爱越发浓烈。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，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，它才能被填满。”

倾听这爱语的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女人。倾诉者安德烈·高兹揣着一腔少年情怀，痴狂地爱着她。他“淌着眼泪”，深情回顾了他们从相识到相知、相爱的点点滴滴，说着“爱情，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”之类的爱之箴言。而此刻，“美丽、优雅”的D已身患绝症。因为曾经“承诺彼此柔情相待”，安德烈·高兹便在写完了他的《致D情史》之后，毅然打开家中的煤气，与爱妻共赴黄泉。

曾经想，或许，这就是不可企及的爱之结局了吧？她活着，就是在努力延长着他的寿命！我跟自己说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承诺彼此柔情相待”呢？

“我们的杨绛”——这是我在苏州十中听到的一个亲切的称呼。在这座园林般的校园里，我寻觅着少女杨绛的芳踪。总是忍不住地猜想，能让钱锺书说出“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”的女子，该是怎样一个妙人呢？

她是个才女——她成名比钱锺书早，最初别人介绍钱锺书时会说：“杨绛的丈夫。”她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，曾被邓小平作为“国礼”送给西班牙国王；1989年，钱锺书的《围城》被搬上银幕，当改编人员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时，杨绛立刻提笔写道：“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”钱锺书览毕盛赞：“实获我心！”

她是个贤妻——在钱锺书写《围城》的日子里，她为节省开销，辞掉女佣，心甘情愿做“灶下婢”。握笔的手乍干粗活，免不了伤痕累累，“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，一会儿又烫起了泡”，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价值，她说：“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，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？”

她是个勇者——1997年早春、1998年岁末，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，她伤心至极，便逼着自己“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，逃避我的悲痛，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，只能逃避”。于是她决定翻译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中的《斐多》；她思考人生，在耄耋之年写出《我们仨》《走到人生边上》等力作；她用小楷抄写钱锺书的《槐聚诗存》，每天写几行，一写就是半年，“通过抄诗，与他的思想、诗情亲近”。

她活过一个世纪了！而他，又何尝不在分享着她的“活”啊——活在她绵长的思念中，活在她深挚的文字里。

我想，如果安德烈·高兹没有走出那一步，他今年刚满89岁，与我们101岁的杨绛先生相比，他还是小弟弟呢！在我眼中，安德烈·高兹与杨绛都堪称是与爱者“柔情相待”的典范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一个选择了与爱者共死，一个选择了与爱者共生。我无力对他们的选择做出评判，我只想说，谢谢你们珍贵的提醒，愿天下爱者都能够“彼此柔情相待”，爱到地老天荒……